发这么多贴。。。不累吗？咱还没空看。。。有机会研读一下
下载：关于统计学科的“价格指数”概念与计算问题(论文）
----------结束语----------
关于价格指数问题的主贴发上论坛至今整半年了,为了保持贴子置顶受到关注,我自发跟贴百条.从点击率看,估计二个论坛看客总共有200人以上,其中自始至终忠实看客能有100人左右.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一条认真的或正或否的学术意见,这真是一个悲哀.统计学界的无知和无人,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但我还是会常来二个论坛看看,如果看到严肃的学术意见,我会参与讨论.但我敲字较慢,也不会发数学公式及字母脚标等.所以只能发些简略的短文作答,这是事先要请发贴者见谅的.
再见,一笑.
这次的结果,是同20年前一样,不了了之.
关于价格指数问题的主贴发上论坛至今整半年了,为了保持贴子置顶受到关注,我自发跟贴百条.从点击率看,估计二个论坛看客总共有200人以上,其中自始至终忠实看客能有100人左右.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一条认真的或正或否的学术意见,这真是一个悲哀.统计学界的无知和无人,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想再玩下去了,但我还是会常来二个论坛看看,如果看到严肃的学术意见,我会参与讨论.但我敲字较慢,也不会发数学公式及字母脚标等.所以只能发些简略的短文作答,这是事先要请发贴者见谅的.
再见,一笑.
这次的结果,是同20年前一样,不了了之.
5 天 后
丁东： 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文章提交者：blog0228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丁东： 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吴迪说，不想在猪圈里生活。但中国学术界大有猪圈化的趋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痛心疾首。我想围绕发生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谈三点意见，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A，谈谈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基本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无上权威的体制。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要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实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毛术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中国的学者，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的谋生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第二个阶段，从毛泽东去世，到***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八十年代虽然反反复复，一年松一年紧，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谁挨批谁受同情谁光荣。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走向未来学派。
第三个阶段是***以后，学术生态再次恶化。当时，社科院一些人担心被解散。多数学者哭穷。李鹏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影响力。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保持了与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杀威棒为主，九十年代以来则是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近十几年，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浙江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我们讨论的学术界猪圈化，就是鱼烂的另一种说法。
B，谈谈当今学术体制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以官治学就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
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导向。什么邓小平思想研究、三个代表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只要你顺着来，大笔给钱。
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十几个亿。承担其中的一本书，就给八十万，让一般学者在丰厚的利益面前，无法拒绝。
一些文史哲学科，本来以个人研究为特点，也设立巨无霸式的项目。
官方掌控的职务和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津贴、博导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所长等。
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是货真价实的。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评委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留在大陆的院士像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被排斥在外，党内的意识形态的高官却选进来好几个。但总的来说，多数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九八0年恢复学部委员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多数新当选者有真才实学。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公关，各种交易，越来越多。两院院士中已经开始出现丑闻。中国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是最晚的，社会评价也是最低的。当选者基本上是副院长和所长。大所上两个，小所上一个，谁有权给谁。47个学部委员只有三个人不是官，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何方说，95个荣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著作也拿不出来。郑也夫向社会学的委员叫板，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会所进不了前五名，北京社会学界进不了前十名。请你把代表作在网上公布出来。相反，由于政治原因，像李泽厚、冯兰瑞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又被排斥在荣誉学部委员之外。
学术评价以权力为本位，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地方上人文社会科学评奖，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情况司空见惯。谁当评委会主任谁拿一等奖，谁当副主任谁拿二等奖，谁当评委谁拿三等奖。一般的学者为了得大奖，拿自己的项目主动找局长、校长、院长合作。过去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现在，教授都想做个院长处长，一般教授边缘化。
二是量化管理。这是以官治学的技术管理模式。对学术的摧残也是极其严重。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冷落。
三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这是以官治学的直接后果。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官员猎取在职博士学位，源于中共中央党校。谁给钱谁来读。
在职博士身为省市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
当今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
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四是压制创新，劣胜优汰。
以胡罗卜为主，并不是不用杀威棒。对于不受胡罗卜诱惑，仍然发表独立见解的媒体和学者，仍然要用大棒。一个刊物，出卖版面，垃圾充斥，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但是像《东方》、《方法》这样的杂志，学术思想水平再高，不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也要把你封掉。
这就形成了一种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机制。
周叶中事件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这件事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国家权力公然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他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过课，而被他剽窃的学者王天成坐过牢，不是自己人。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和韩国黄禹锡事件几乎同时。韩国政界学界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说明韩国的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中国官方公然包庇周叶中，说明中国的学术底线已经失守。再往后，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又要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C，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有无可能？
面对现实，正直的学者感到无奈和悲观。原来，我们反省自己这一代，比起上两代，既缺国学根底，又缺西学知识。但我们从文革到知青到改革开放的经历，使我们毕竟还心存追求真理关怀社会的热情。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兴，心里还有一个参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现在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不复存在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现在的青年人，学历越来越高，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但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人才奇缺的时代，只要加快培养，几年就可改观。学位发滥了，职称评滥了，论著出滥了，大奖评滥了，很难推倒重来。重建学术尊严，比加快培养人才，要难得多。
我对依赖官方修复学术秩序不抱希望和幻想。因为现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导向的结果。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在民间。我说的民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与体制内利益绝缘的人，他们在思考大问题，真问题。一种是指在体制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当今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他们的著作，也许符合流行的论著规范，也许只是一些随笔、通信、笔记，但包含真知灼见。现在是真的假学术和假的真学术并存。官方认可的学院课题，表面规范做得很到家，但回避真问题，没有真创见。民间的文字，不讲外在的论文形式，直截了当讨论真问题，在非学术媒体乃至网络上传播，学院里却不承认是学术成果。民间学者应当靠自己的眼力，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字，激浊扬清。我相信，流行的学术泡沫破灭以后，时间会像大浪淘沙，证明谁是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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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忍不住发一萹值得一读的文章.
文章提交者：blog0228 加帖在 东方纵横 http://zh.eastday.com/
丁东： 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吴迪说，不想在猪圈里生活。但中国学术界大有猪圈化的趋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痛心疾首。我想围绕发生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谈三点意见，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A，谈谈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基本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无上权威的体制。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要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实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毛术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中国的学者，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的谋生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第二个阶段，从毛泽东去世，到***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八十年代虽然反反复复，一年松一年紧，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谁挨批谁受同情谁光荣。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走向未来学派。
第三个阶段是***以后，学术生态再次恶化。当时，社科院一些人担心被解散。多数学者哭穷。李鹏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影响力。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保持了与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杀威棒为主，九十年代以来则是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近十几年，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浙江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我们讨论的学术界猪圈化，就是鱼烂的另一种说法。
B，谈谈当今学术体制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以官治学就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
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导向。什么邓小平思想研究、三个代表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只要你顺着来，大笔给钱。
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十几个亿。承担其中的一本书，就给八十万，让一般学者在丰厚的利益面前，无法拒绝。
一些文史哲学科，本来以个人研究为特点，也设立巨无霸式的项目。
官方掌控的职务和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津贴、博导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所长等。
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是货真价实的。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评委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留在大陆的院士像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被排斥在外，党内的意识形态的高官却选进来好几个。但总的来说，多数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九八0年恢复学部委员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多数新当选者有真才实学。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公关，各种交易，越来越多。两院院士中已经开始出现丑闻。中国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是最晚的，社会评价也是最低的。当选者基本上是副院长和所长。大所上两个，小所上一个，谁有权给谁。47个学部委员只有三个人不是官，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何方说，95个荣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著作也拿不出来。郑也夫向社会学的委员叫板，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会所进不了前五名，北京社会学界进不了前十名。请你把代表作在网上公布出来。相反，由于政治原因，像李泽厚、冯兰瑞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又被排斥在荣誉学部委员之外。
学术评价以权力为本位，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地方上人文社会科学评奖，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情况司空见惯。谁当评委会主任谁拿一等奖，谁当副主任谁拿二等奖，谁当评委谁拿三等奖。一般的学者为了得大奖，拿自己的项目主动找局长、校长、院长合作。过去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现在，教授都想做个院长处长，一般教授边缘化。
二是量化管理。这是以官治学的技术管理模式。对学术的摧残也是极其严重。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冷落。
三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这是以官治学的直接后果。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官员猎取在职博士学位，源于中共中央党校。谁给钱谁来读。
在职博士身为省市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
当今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
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四是压制创新，劣胜优汰。
以胡罗卜为主，并不是不用杀威棒。对于不受胡罗卜诱惑，仍然发表独立见解的媒体和学者，仍然要用大棒。一个刊物，出卖版面，垃圾充斥，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但是像《东方》、《方法》这样的杂志，学术思想水平再高，不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也要把你封掉。
这就形成了一种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机制。
周叶中事件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这件事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国家权力公然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他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过课，而被他剽窃的学者王天成坐过牢，不是自己人。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和韩国黄禹锡事件几乎同时。韩国政界学界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说明韩国的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中国官方公然包庇周叶中，说明中国的学术底线已经失守。再往后，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又要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C，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有无可能？
面对现实，正直的学者感到无奈和悲观。原来，我们反省自己这一代，比起上两代，既缺国学根底，又缺西学知识。但我们从文革到知青到改革开放的经历，使我们毕竟还心存追求真理关怀社会的热情。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兴，心里还有一个参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现在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不复存在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现在的青年人，学历越来越高，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但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人才奇缺的时代，只要加快培养，几年就可改观。学位发滥了，职称评滥了，论著出滥了，大奖评滥了，很难推倒重来。重建学术尊严，比加快培养人才，要难得多。
我对依赖官方修复学术秩序不抱希望和幻想。因为现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导向的结果。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在民间。我说的民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与体制内利益绝缘的人，他们在思考大问题，真问题。一种是指在体制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当今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他们的著作，也许符合流行的论著规范，也许只是一些随笔、通信、笔记，但包含真知灼见。现在是真的假学术和假的真学术并存。官方认可的学院课题，表面规范做得很到家，但回避真问题，没有真创见。民间的文字，不讲外在的论文形式，直截了当讨论真问题，在非学术媒体乃至网络上传播，学院里却不承认是学术成果。民间学者应当靠自己的眼力，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字，激浊扬清。我相信，流行的学术泡沫破灭以后，时间会像大浪淘沙，证明谁是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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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忍不住发一萹值得一读的文章.
解放日报：统计官员脸红以后怎么办？http://news.QQ.com 2009年08月30日10:39 解放日报 陈向阳
先前一直认为，“被增长”之说网络炒作大于现实情况，是某种程度上属于情绪化的说法，可日前国家掌管统计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工资被增长”之说让自己觉得“脸红”。这一“脸红”，自然引起了坊间对“脸红”的兴趣。
何以“脸红”？这位官员在“脸红”时坦言，现有的工资统计覆盖范围确实窄了。殊不知，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理应抓紧抓好抓实。而今，统计数据“被增长”了，掺杂了“水分”，不仅不能真切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实况，而且还可能会给高层带来宏观决策上的误导，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知错就改，我们当然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脸红”。
但关键在于“脸红”以后怎么办。既然“脸红”了，说明有关部门有所触动，并且与自身职责联系起来，感到羞赧、愧疚。这位统计局领导在“脸红”时就表示，看到网友意见不会无动于衷，“我们真的正在研究这个事”。
不可否认，令统计局官员“脸红”的“统计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不乏主观上的因素。主观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公众在官员“脸红”以后更关注的话题。
统计问题———数字做假，并非今天才有。但为什么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或根治？一位统计干部说，“领导不追求政绩，数字不会出假”。这话有点偏激，但也不是无中生有。事实上，眼下依然有不少地方官员在数字上做假，且大多缘于一种政绩冲动，受着“数字出干部”的影响，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总结数字，当成了随意揉搓的泥团，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地方领导为了迎合上级的“口味”，显示自己的政绩，便在数字上做起了文章，虚虚实实，花样繁多。比如，为了“提高平均数”，便千方百计缩小“分母”，扩大“分子”，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有的在报统计数字时，则是东张西望、环顾左右而报之。更有甚者，任意在数字后面加零，随心所欲地移动小数点位置……这样的统计结果，怎么不让有良知的人“脸红”？
因此，在“脸红”以后，更需要在坚决抵制各种弄虚作假行为，把好数据质量关、维护统计的严肃性上下工夫。统计的本质和核心是反映真实、分析真情、探求真理。确保统计真实、及时提供信息，是统计工作立身之本，是统计工作提高服务水平的“生命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新的国际金融动荡以来，给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因素，给统计战线提出了新的课题。“脸红”以后，更要加快推进统计体系、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推动统计工作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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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最末一段写得多么好啊,国家统计局难道不明白吗!
先前一直认为，“被增长”之说网络炒作大于现实情况，是某种程度上属于情绪化的说法，可日前国家掌管统计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络上的“工资被增长”之说让自己觉得“脸红”。这一“脸红”，自然引起了坊间对“脸红”的兴趣。
何以“脸红”？这位官员在“脸红”时坦言，现有的工资统计覆盖范围确实窄了。殊不知，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理应抓紧抓好抓实。而今，统计数据“被增长”了，掺杂了“水分”，不仅不能真切地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实况，而且还可能会给高层带来宏观决策上的误导，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知错就改，我们当然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脸红”。
但关键在于“脸红”以后怎么办。既然“脸红”了，说明有关部门有所触动，并且与自身职责联系起来，感到羞赧、愧疚。这位统计局领导在“脸红”时就表示，看到网友意见不会无动于衷，“我们真的正在研究这个事”。
不可否认，令统计局官员“脸红”的“统计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也不乏主观上的因素。主观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公众在官员“脸红”以后更关注的话题。
统计问题———数字做假，并非今天才有。但为什么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或根治？一位统计干部说，“领导不追求政绩，数字不会出假”。这话有点偏激，但也不是无中生有。事实上，眼下依然有不少地方官员在数字上做假，且大多缘于一种政绩冲动，受着“数字出干部”的影响，把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总结数字，当成了随意揉搓的泥团，想怎么填就怎么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的地方领导为了迎合上级的“口味”，显示自己的政绩，便在数字上做起了文章，虚虚实实，花样繁多。比如，为了“提高平均数”，便千方百计缩小“分母”，扩大“分子”，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有的在报统计数字时，则是东张西望、环顾左右而报之。更有甚者，任意在数字后面加零，随心所欲地移动小数点位置……这样的统计结果，怎么不让有良知的人“脸红”？
因此，在“脸红”以后，更需要在坚决抵制各种弄虚作假行为，把好数据质量关、维护统计的严肃性上下工夫。统计的本质和核心是反映真实、分析真情、探求真理。确保统计真实、及时提供信息，是统计工作立身之本，是统计工作提高服务水平的“生命线”。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新的国际金融动荡以来，给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因素，给统计战线提出了新的课题。“脸红”以后，更要加快推进统计体系、统计指标、统计方法的改革与创新，推动统计工作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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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最末一段写得多么好啊,国家统计局难道不明白吗!
----------开心一刻---------
我在14楼曾提出"马踏棋盘"一题,不知可有网友解出此题否?
此题我见于上世纪80年代初<<青海科技报>>一次有奖游戏题.当时我在工厂技术科工作,一些工友摆棋盘无法解出此题后持题考我,我静思达三小时方从逻辑角度找到解题方法,很快得到十多种"马跳全盘"的路线.
做些益智游戏对于拓展思维还是有好处的.
我在14楼曾提出"马踏棋盘"一题,不知可有网友解出此题否?
此题我见于上世纪80年代初<<青海科技报>>一次有奖游戏题.当时我在工厂技术科工作,一些工友摆棋盘无法解出此题后持题考我,我静思达三小时方从逻辑角度找到解题方法,很快得到十多种"马跳全盘"的路线.
做些益智游戏对于拓展思维还是有好处的.
[转贴]震惊！中国孩子创造力世界倒数第五！
文章提交者：“马眼看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l来自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中国孩子创造力世界倒数第五》（8月20日《光明日报》）。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时，亲爱的教育部，你哭不哭？现在的孩子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有个孩子说，我背了一麻袋钱上大学，换回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还换不回一条麻袋。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教育的现状？教育部现在的主要任务好像是不时下个不疼不痒的通知出个不咸不淡的措施，让大家别忘了这个部门的存在，比如近日又瞎折腾什么调整44个汉字的写法。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中庸”的教育部官员们却坐稳了位子。亲爱的家长，你哭不哭？在当今教育的比赛场上，我们被告知这样那样的规则，咱们一群大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给孩子在学习增加了更多的束缚和压力，从小上各种培训班，为的就是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
失去了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只看眼前利益的政府官员，被捆绑了做奴隶的家长，终于联合创造了今天的教育奇迹。也许接着教育部门会出来说话了，说这个调查不全面，或者举出几个美国英国日本没有创造力的例子来遮羞，但是，除了由大陆的统计部门来调查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让教育部门满意的结果来外，我看，再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事。
青少年时期，创造力更多地体现为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无异想象力的匮乏。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但是，你说我们失去想象力了吗？好像不是。我们只是失去了正常的想象力。咱们还是说两个现实的例子吧。
《瞭望东方周刊》第30期作者王军有个小品文叫《全家作业》，篇幅不长，全文照录吧：
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自学校带回一项家庭作业，要求如下：1、写两篇歌颂某事的文章 （要求打印在A4纸上）；2、自己设计并绘制一份手抄报纸（A3纸）；3、三张表现家乡变化的照片。注：上述几项要统一装订，打印封皮，并写明XX校XX班XX。
我仔细一琢磨，这份家庭作业竟然涉及电脑、打印机、办公软件、中文输入法、绘画、各种规格的纸张、相机、摄影、照片冲印、装订等多设备和程序—分明是专业秘书该干的活儿，还得外加一名画家和摄影师——这，三年级小学生能独立完成吗？
儿子却轻松地说：“没事，我都想好了，让爷爷画画儿办报纸，老爸你去照相片，然后拿到冲印店冲洗，我自己动手写作文，我妈负责打印兼装订。 ”末了，他还特意叮嘱：“一定要把我们班主任的名字打在封皮上，前面加注‘指导老师’四个黑体字。 ”
读到这里，你能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创造力吗？但是孩子们的创造力似乎走上了歧途。
再来看个美国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有篇文章叫《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一直被网民们不断转发。录个片段吧：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高钢说，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
韩寒说，中国孩子第一次说谎话就是从第一次写作文开始的，看似偏激，实有道理。那种“说真话”教育的优点就是,在语言运用上,它比任何强行规定的教育更为实用:只要学生言之有物,而又觉得非说不可,他也就有了交流思想的真正技巧。而我们呢，我们的教育是教你怎样按别人想的去想，而人家的教育是叫你按自己想的去想。这就是差异。
现在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自主创造的高端产品很少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说：“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里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看来中国的创新教育不是没有人明白，可怕的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本来糊涂装明白，有人本来明白又被糊涂，有人本不糊涂却又被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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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这里的统计师生们, 能不能发挥些创造力!
文章提交者：“马眼看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l来自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中国孩子创造力世界倒数第五》（8月20日《光明日报》）。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时，亲爱的教育部，你哭不哭？现在的孩子求学越来越早、成家越来越晚、毕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有个孩子说，我背了一麻袋钱上大学，换回一麻袋书，毕业了，用这些书还换不回一条麻袋。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教育的现状？教育部现在的主要任务好像是不时下个不疼不痒的通知出个不咸不淡的措施，让大家别忘了这个部门的存在，比如近日又瞎折腾什么调整44个汉字的写法。令人奇怪的是如此“中庸”的教育部官员们却坐稳了位子。亲爱的家长，你哭不哭？在当今教育的比赛场上，我们被告知这样那样的规则，咱们一群大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给孩子在学习增加了更多的束缚和压力，从小上各种培训班，为的就是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
失去了想象力的教育体制，只看眼前利益的政府官员，被捆绑了做奴隶的家长，终于联合创造了今天的教育奇迹。也许接着教育部门会出来说话了，说这个调查不全面，或者举出几个美国英国日本没有创造力的例子来遮羞，但是，除了由大陆的统计部门来调查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让教育部门满意的结果来外，我看，再换一个国际组织调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事。
青少年时期，创造力更多地体现为想象力。创造力的匮乏，无异想象力的匮乏。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但是，你说我们失去想象力了吗？好像不是。我们只是失去了正常的想象力。咱们还是说两个现实的例子吧。
《瞭望东方周刊》第30期作者王军有个小品文叫《全家作业》，篇幅不长，全文照录吧：
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自学校带回一项家庭作业，要求如下：1、写两篇歌颂某事的文章 （要求打印在A4纸上）；2、自己设计并绘制一份手抄报纸（A3纸）；3、三张表现家乡变化的照片。注：上述几项要统一装订，打印封皮，并写明XX校XX班XX。
我仔细一琢磨，这份家庭作业竟然涉及电脑、打印机、办公软件、中文输入法、绘画、各种规格的纸张、相机、摄影、照片冲印、装订等多设备和程序—分明是专业秘书该干的活儿，还得外加一名画家和摄影师——这，三年级小学生能独立完成吗？
儿子却轻松地说：“没事，我都想好了，让爷爷画画儿办报纸，老爸你去照相片，然后拿到冲印店冲洗，我自己动手写作文，我妈负责打印兼装订。 ”末了，他还特意叮嘱：“一定要把我们班主任的名字打在封皮上，前面加注‘指导老师’四个黑体字。 ”
读到这里，你能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创造力吗？但是孩子们的创造力似乎走上了歧途。
再来看个美国的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钢有篇文章叫《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一直被网民们不断转发。录个片段吧：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高钢说，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
韩寒说，中国孩子第一次说谎话就是从第一次写作文开始的，看似偏激，实有道理。那种“说真话”教育的优点就是,在语言运用上,它比任何强行规定的教育更为实用:只要学生言之有物,而又觉得非说不可,他也就有了交流思想的真正技巧。而我们呢，我们的教育是教你怎样按别人想的去想，而人家的教育是叫你按自己想的去想。这就是差异。
现在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中国自主创造的高端产品很少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现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说：“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机里播放的内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国的思想观念，就成了一个‘硬件加工厂’。”
看来中国的创新教育不是没有人明白，可怕的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本来糊涂装明白，有人本来明白又被糊涂，有人本不糊涂却又被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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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这里的统计师生们, 能不能发挥些创造力!
----------自我吹嘘----------
1980年,上海<<科学画报>>搞了个动脑筋比赛,列出三道世界逻辑难题.当时我在青海高原工作,见题后仅用了几小时即解开三题.后获编辑部的一等奖及奖品.
所以,我可以自信,我对拉斯贝尔和派许二人推出的指数公式提出质疑,绝非思维谬误(面对一片沉默,人是难以自信的.所以,我们给他人一点真诚的鼓励,实在是可贵的).
1980年,上海<<科学画报>>搞了个动脑筋比赛,列出三道世界逻辑难题.当时我在青海高原工作,见题后仅用了几小时即解开三题.后获编辑部的一等奖及奖品.
所以,我可以自信,我对拉斯贝尔和派许二人推出的指数公式提出质疑,绝非思维谬误(面对一片沉默,人是难以自信的.所以,我们给他人一点真诚的鼓励,实在是可贵的).
4 天 后
(并非重复) ----------出道趣味题----------
假如你有必要在半路上从车上跳下,而且还要先把你的行李也扔下去.把你的行李向前方还是向后面扔下去,哪样更有利?你是向前方还是向后面跳下去,哪样更有利?
假如你有必要在半路上从车上跳下,而且还要先把你的行李也扔下去.把你的行李向前方还是向后面扔下去,哪样更有利?你是向前方还是向后面跳下去,哪样更有利?
----------133楼趣味题答案----------
行李应向后面扔下去.因为行李前行速度减低,落地较轻.
人应向前方跳下去.因为人脸朝前,落地前倾较易伸腿保持平衡不跌倒.
启示:1,行李与人不能简单比同思考落地问题.
2,商品个体与商品总体不能盲目比同思考价格指数概念.
行李应向后面扔下去.因为行李前行速度减低,落地较轻.
人应向前方跳下去.因为人脸朝前,落地前倾较易伸腿保持平衡不跌倒.
启示:1,行李与人不能简单比同思考落地问题.
2,商品个体与商品总体不能盲目比同思考价格指数概念.
122楼应为121楼答案,致歉.
那么综合国力是个啥?请老先生指教一下后辈
-------------答124楼----------
“综合国力”是一群“政治权威”下的又一群“学术权威”给出的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统计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即它没有客观标杆比照。现在的商品总体“价格指数”概念也是客观不存在的，它就是在“综合国力”之类的主观型模糊概念中活的有滋有味、如鱼得水。
“综合国力”是一群“政治权威”下的又一群“学术权威”给出的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统计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即它没有客观标杆比照。现在的商品总体“价格指数”概念也是客观不存在的，它就是在“综合国力”之类的主观型模糊概念中活的有滋有味、如鱼得水。
数学中不是同样有很多概念不是客观存在的吗，比如说四维的向量空间难道是客观存在的？
很多概念不是因为实际应用中的需要才给出来的吗，那么总体价格指数是不是也是为了说明某一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产生的呢，您的意思是现在的价格指数不能表示价格水平还是它根本不该存在？
很多概念不是因为实际应用中的需要才给出来的吗，那么总体价格指数是不是也是为了说明某一时期的价格水平而产生的呢，您的意思是现在的价格指数不能表示价格水平还是它根本不该存在？
(并非重复）
----------答126楼----------
1,扯远的话,就不谈了.只有客观存在并且具体的东西才可以量化,譬如美女的"美"怎样用数值表达?
2,商品个体(例:猪肉)有一个单位重量(公斤),每公斤猪肉卖10元就叫价格.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就叫价格指数.
3,商品总体(例:猪肉和青菜)无法建立单位重量(如以一公斤猪肉加一公斤青菜为单位数量,则五公斤猪肉加三公斤青菜的商品总体无法表达为单位数量的n倍），所以商品总体没有单位重量的卖价，即没有价格。这又何来价格指数、价格水平之谈！
----------答126楼----------
1,扯远的话,就不谈了.只有客观存在并且具体的东西才可以量化,譬如美女的"美"怎样用数值表达?
2,商品个体(例:猪肉)有一个单位重量(公斤),每公斤猪肉卖10元就叫价格.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就叫价格指数.
3,商品总体(例:猪肉和青菜)无法建立单位重量(如以一公斤猪肉加一公斤青菜为单位数量,则五公斤猪肉加三公斤青菜的商品总体无法表达为单位数量的n倍），所以商品总体没有单位重量的卖价，即没有价格。这又何来价格指数、价格水平之谈！
刚才拜读了那两篇文章，我支持老先生！！！
谢谢128楼的鼓励，您消除了我一点孤独的感觉。
[转贴]中国真实收入状况 中低收入者占85％以上
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正视中国真实收入状况，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2009-08-21
2008年冬，《商务周刊》与我约稿，让我对“中国步入M型社会”写些看法，我写了如下文章，登载在2009年的《商务周刊》上。这次转载凤凰网，将有关数据修订为２００８年的最新数据。
“图钉型”社会得不了“M型”富贵病
王炼利
这个时代，是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
“M型社会”这个概念，由日本人叫大前研一的命名定义，时间是2006年。《M型社会》是大前研一的著作名，书中惊叹2005年的日本有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这个沦落过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它将已成气候二十年的日本中产阶级向一贫一富两端分化，原先庞大的中产阶级趴下了，缩水了。
战后的日本从废墟中崛起，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给日本经济复苏打了强心针，继而的民间设备大投资刺激了神武繁荣、岩户繁荣。由于日本自1960年开始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目标定在十年内国民收入翻番，到了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就都增长了近一倍，个人工资自1961年后每年增长率为10％，到六十年代末达到15％。而工资最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仅相差8倍，比起美国克莱斯勒CEO与新进员工工资收入相差百倍，日本简直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又使得员工的薪水随着工龄增长而增长，只要为企业稳定服务若干年，就稳定步入“中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中产阶级已经占了就业者的绝大多数。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取消终身雇佣制，大量低收入的非正式员工涌现了，这是造成中产阶级人数锐减的主要原因。大前研一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不能就经济向“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演变而采取正确应对措施，才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M型社会》就是大前研一为日本经济衰退开的药方。
大前研一认为，美国其实比日本更早步入M型社会，日本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的七十年代，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步入崩溃的年代，只不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达，这使得美国中低阶层人士靠在美国的中低收入也足够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
的确，美国的中产阶层庞大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产业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中产阶级以经理和高级职员为主体的构成式，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从事高科技产品研发、信息搜集整理研究、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专业人员是中产阶级的核心，1980年，美国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要占“白领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高薪的“白领工人”又要占到整个职工人数的50％以上，知识产业的发达更是提升了美国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不比中国逊色，中低收入阶层却过得相当富足。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对M型社会的反应。中国也跟着在惊咤M型社会到来！
奇了怪了！难道中国不是低收入一贯制直到今天？难道中国中产阶层曾占过就业人口半数以上？要知道，所谓“中产”在中国占的比重，到2008年也未必会超过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就业总人数的10％！即使中国的“中产”全完，即5％升到高收入阶层， 5％堕到中低收入阶层，也不过是让高收入阶层比重占到10％，中低收入阶层比重占到90％——这算哪门子的M型社会？
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于日本和美国。中国既不可能“建设”成“橄榄型社会”，更没有可能“发展”到 “M型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pushpin），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图钉型”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据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是7.75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4.73亿，占61％；2008年分摊到每个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4760.6元（包括人均工资性纯收入1853.7元，工资性收入中含进城农民工收入），7.214亿乡村居民的总收入就是3.43万亿，相当于每个乡村就业人员年收入7252元；余下占总就业人数39％的城镇就业者收入就没有那么容易计算了。因为，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国家劳动统计规则统计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只是指在城镇“单位”中就业的称得上“职工”的那部分人的工资，而这里指的“单位”又是不包括私有企业的。2008年，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总额是3.37万亿元，其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工资是31005元，但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只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的14.9％、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8.1%。也就是说，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员61.9％的那部分人，他们的收入从未见公布。“那部分人”中，私有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17％，个体就业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12％，在“单位”中就业但不属于“单位职工”的占1.5％，还有31.4％是“单位”、“个体”、“私企”都不属于的其他类就业人员。（统计部门对就业人员定义：“在一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但这部分哪都归类不上的“其他类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占到仅次于“职工”的多数， 2008年人数为9505万人！
因此就难怪，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年度“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总会遭到猛烈抨击——本来，只占城镇就业者38％的那部分“职工”的收入，已经既不能代表“城镇”，也不能代表“职工”，而还有一个使大家每每对“工资增长”产生困惑的原因则是大家不容易知道的：1995年时，也就是职工大下岗的前夜，“企业单位”的职工占全部职工之比是76％，“事业单位”职工占比17％，“机关单位”职工占比7％；到2007年，“企业单位”职工占比66％，“事业单位”占比24％，“机关单位”占比11％。1995年时，企业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97％，机关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101％；到2007年，企业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96％，机关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115％。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解答大家对“平均工资”增长的疑问了！
不过，虽然统计部门没有能统计到“私有企业”职工收入，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7年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由于全总的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调查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16395.48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3870.56元，这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第六次职工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这样，我们就有依据估算2009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是17096万人，根据全总调查资料提供的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是16395.48元，现根据官方宣布的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7.2％，将2008年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定为16395.48×1.172＝19216元，那么，19216元乘以17096万人＝ 3.29万亿就是1.71亿个城镇单位职工（包括私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总收入（其中也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
2008年中国城镇还有3609万个体劳动者，他们的年收入以平均3万计算，总数算为1万亿。那些什么类都归不上的9505万城镇就业者，就按全总调查的普通工人人均工资13871元计算吧——收入总数是1.32万亿。
将包括私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城镇单位职工总收入（其中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城镇个体户总收入、“什么都归不上的” 9505万城镇就业者收入和农民全部纯收入相加（农民纯收入中亦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这就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总收入，专用统计术语称其为“劳动者报酬”。我们将“劳动者报酬”列成算式：3.29万亿＋1万亿＋1.32万亿＋3.43万亿＝9.04万亿，但“9.04万亿”已经重复计算了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重复计算的收入是多少呢？2008年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8.4％，2008年农民全部收入是3.43万亿，3.43万亿的28.4％是0.97亿，设在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50％，那就需要扣除0.49亿重复计算的工资收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008年中国劳动者报酬总貌：9.04万亿-0.49万亿＝8.55万亿。
唯有把2008年的8.55万亿元的劳动者收入与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即GDP）30.0万亿放在一起对比，才能知道劳动者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中占的份额之低！7.75亿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11032元，月收入919元——中国的国民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根源不就在此吗？
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全国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涉及到的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些数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修正了此前对中国GDP和购买力水平的评价，承认高估中国GDP 达40％，对中国购买力水平的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2004年美元汇率8.277，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3.48元人民币），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大图钉”社会：钉面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中国不但与 “M型社会”无关、与“橄榄型社会”无关，与“宝塔形社会”也还无缘，我们离“宝塔形社会”还得努把力呢！
这不是悲观，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事求是，是老老实实。在一个到2008年乡村人口还占54% 、但农民收入只占劳动者收入40%的中国，在一个到2007年末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还要占到全国六岁及六岁以上人口40%的中国，在每年都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难找到工作的当前中国，能通过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小底部”的宝塔型社会，就是了不得的进步！
中国国民“民穷”久矣！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从积贫积弱的晚清开始，到 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已不再弱，“民”却继续“积贫”。中国农民人均储蓄在1955年才0.95元，到1979年，占总人口81％的农民人均储蓄还到10元——那时大城市里50公斤大米15元，一件女式羊毛衫24元！是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才使得农民人均储蓄在1986年破了百元大关，到1997年，占总人口68％的乡村人口人均储蓄又破了千元大关， 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应该超过了四千元（2006年是3908元）——不过也就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单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即使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按4500元计算，7.275亿乡村人口（2007年）的储蓄总额也不过是3.27万亿，仅占2007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7.25万亿的19％，而中国农民人数要占2007年总人口的55％！鉴于这样的国情，十多亿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想过上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非易事，“民富”就非易事；但民若不富、特别是绝大部分农民若不富，“国强”的意义又何在？
“M型社会”是富贵症，与中国无关！而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只能出现在大部分人都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中国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将可望不可及。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少发虚幻的梦呓。特别要认识到，美国在尚未步入“知识产业经济”的1980年代前，也并不是“橄榄型”社会！到1969年，美国年收入七千美元以下的家庭占比32.3％，七千～1万美元家庭占比21.7％，1万～1.5万美元家庭占比26.7％，1.5万美元以上家庭占比19.2％，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14.7％！——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还是一个宝塔型社会！所以，在中国今后几十年中，我们努力建设的只能是一个底部收得小些的宝塔型社会，而不是其他。但只要这点做到了，就是中国了不起的进步！
告别“图钉型社会”，脚踏实地向“小底部宝塔型社会”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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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不论上文数据是否绝对可靠,国家统计工作就应这样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
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正视中国真实收入状况，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2009-08-21
2008年冬，《商务周刊》与我约稿，让我对“中国步入M型社会”写些看法，我写了如下文章，登载在2009年的《商务周刊》上。这次转载凤凰网，将有关数据修订为２００８年的最新数据。
“图钉型”社会得不了“M型”富贵病
王炼利
这个时代，是时髦概念辈出的时代。
“M型社会”这个概念，由日本人叫大前研一的命名定义，时间是2006年。《M型社会》是大前研一的著作名，书中惊叹2005年的日本有八成人口沦落到了中低收入阶层，这个沦落过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它将已成气候二十年的日本中产阶级向一贫一富两端分化，原先庞大的中产阶级趴下了，缩水了。
战后的日本从废墟中崛起，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给日本经济复苏打了强心针，继而的民间设备大投资刺激了神武繁荣、岩户繁荣。由于日本自1960年开始实施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目标定在十年内国民收入翻番，到了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就都增长了近一倍，个人工资自1961年后每年增长率为10％，到六十年代末达到15％。而工资最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仅相差8倍，比起美国克莱斯勒CEO与新进员工工资收入相差百倍，日本简直是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又使得员工的薪水随着工龄增长而增长，只要为企业稳定服务若干年，就稳定步入“中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中产阶级已经占了就业者的绝大多数。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取消终身雇佣制，大量低收入的非正式员工涌现了，这是造成中产阶级人数锐减的主要原因。大前研一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不能就经济向“无国界化、全球化、倍数化”演变而采取正确应对措施，才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M型社会》就是大前研一为日本经济衰退开的药方。
大前研一认为，美国其实比日本更早步入M型社会，日本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的七十年代，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步入崩溃的年代，只不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达，这使得美国中低阶层人士靠在美国的中低收入也足够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
的确，美国的中产阶层庞大是不争的事实。美国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产业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中产阶级以经理和高级职员为主体的构成式，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从事高科技产品研发、信息搜集整理研究、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专业人员是中产阶级的核心，1980年，美国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要占“白领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高薪的“白领工人”又要占到整个职工人数的50％以上，知识产业的发达更是提升了美国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不比中国逊色，中低收入阶层却过得相当富足。
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对M型社会的反应。中国也跟着在惊咤M型社会到来！
奇了怪了！难道中国不是低收入一贯制直到今天？难道中国中产阶层曾占过就业人口半数以上？要知道，所谓“中产”在中国占的比重，到2008年也未必会超过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就业总人数的10％！即使中国的“中产”全完，即5％升到高收入阶层， 5％堕到中低收入阶层，也不过是让高收入阶层比重占到10％，中低收入阶层比重占到90％——这算哪门子的M型社会？
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于日本和美国。中国既不可能“建设”成“橄榄型社会”，更没有可能“发展”到 “M型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一颗大图钉（pushpin），中国是地地道道的“图钉型”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就业总人口85％以上！
据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是7.75亿，其中乡村就业人员4.73亿，占61％；2008年分摊到每个乡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是4760.6元（包括人均工资性纯收入1853.7元，工资性收入中含进城农民工收入），7.214亿乡村居民的总收入就是3.43万亿，相当于每个乡村就业人员年收入7252元；余下占总就业人数39％的城镇就业者收入就没有那么容易计算了。因为，国家统计局每年根据国家劳动统计规则统计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平均工资”只是指在城镇“单位”中就业的称得上“职工”的那部分人的工资，而这里指的“单位”又是不包括私有企业的。2008年，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总额是3.37万亿元，其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工资是31005元，但不包括私有企业的“单位职工”只占城乡就业人员总数的14.9％、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8.1%。也就是说，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员61.9％的那部分人，他们的收入从未见公布。“那部分人”中，私有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17％，个体就业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12％，在“单位”中就业但不属于“单位职工”的占1.5％，还有31.4％是“单位”、“个体”、“私企”都不属于的其他类就业人员。（统计部门对就业人员定义：“在一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但这部分哪都归类不上的“其他类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占到仅次于“职工”的多数， 2008年人数为9505万人！
因此就难怪，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年度“职工工资两位数增长”，总会遭到猛烈抨击——本来，只占城镇就业者38％的那部分“职工”的收入，已经既不能代表“城镇”，也不能代表“职工”，而还有一个使大家每每对“工资增长”产生困惑的原因则是大家不容易知道的：1995年时，也就是职工大下岗的前夜，“企业单位”的职工占全部职工之比是76％，“事业单位”职工占比17％，“机关单位”职工占比7％；到2007年，“企业单位”职工占比66％，“事业单位”占比24％，“机关单位”占比11％。1995年时，企业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97％，机关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101％；到2007年，企业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96％，机关的平均工资是全部职工平均工资的115％。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解答大家对“平均工资”增长的疑问了！
不过，虽然统计部门没有能统计到“私有企业”职工收入，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7年开展了全国第六次职工调查，由于全总的调查将“职工”范畴扩大到了私有企业，由此调查到的职工平均工资是16395.48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13870.56元，这比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口径所统计的2007年职工平均工资24932元要低44.4％。全总第六次职工调查还发现，72.4％的普通工人收入低于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普通工人中55.5％的人工资收入低于1000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这样，我们就有依据估算2009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城镇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是17096万人，根据全总调查资料提供的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2007年是16395.48元，现根据官方宣布的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7.2％，将2008年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定为16395.48×1.172＝19216元，那么，19216元乘以17096万人＝ 3.29万亿就是1.71亿个城镇单位职工（包括私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总收入（其中也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
2008年中国城镇还有3609万个体劳动者，他们的年收入以平均3万计算，总数算为1万亿。那些什么类都归不上的9505万城镇就业者，就按全总调查的普通工人人均工资13871元计算吧——收入总数是1.32万亿。
将包括私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城镇单位职工总收入（其中包括在“单位”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工资）、城镇个体户总收入、“什么都归不上的” 9505万城镇就业者收入和农民全部纯收入相加（农民纯收入中亦包括进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这就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总收入，专用统计术语称其为“劳动者报酬”。我们将“劳动者报酬”列成算式：3.29万亿＋1万亿＋1.32万亿＋3.43万亿＝9.04万亿，但“9.04万亿”已经重复计算了在“单位”工作的农民工工资收入。重复计算的收入是多少呢？2008年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8.4％，2008年农民全部收入是3.43万亿，3.43万亿的28.4％是0.97亿，设在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50％，那就需要扣除0.49亿重复计算的工资收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2008年中国劳动者报酬总貌：9.04万亿-0.49万亿＝8.55万亿。
唯有把2008年的8.55万亿元的劳动者收入与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即GDP）30.0万亿放在一起对比，才能知道劳动者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中占的份额之低！7.75亿的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5％，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11032元，月收入919元——中国的国民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根源不就在此吗？
2007年，中国有条件地参与了共有147个国家参加了的“国际价格比较”项目，国家统计局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全国11个市的城区和农村涉及到的1000多种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些数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国际比较计划》中修正了此前对中国GDP和购买力水平的评价，承认高估中国GDP 达40％，对中国购买力水平的评价因之下调。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有2亿人平均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0.42美元（2004年美元汇率8.277，每天实际消费水平不足3.48元人民币），按世界银行标准，这就是2亿赤贫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比重达15%！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大图钉”社会：钉面是“尚能维持温饱、勉强维持温饱以及还不足以维持温饱”的大多数，钉杆是富起来的少部分人，顶尖是“因得势而致富”（哈耶克语）的极少部分人。中国不但与 “M型社会”无关、与“橄榄型社会”无关，与“宝塔形社会”也还无缘，我们离“宝塔形社会”还得努把力呢！
这不是悲观，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事求是，是老老实实。在一个到2008年乡村人口还占54% 、但农民收入只占劳动者收入40%的中国，在一个到2007年末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人口还要占到全国六岁及六岁以上人口40%的中国，在每年都有几百万应届毕业生难找到工作的当前中国，能通过几十年时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小底部”的宝塔型社会，就是了不得的进步！
中国国民“民穷”久矣！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从积贫积弱的晚清开始，到 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已不再弱，“民”却继续“积贫”。中国农民人均储蓄在1955年才0.95元，到1979年，占总人口81％的农民人均储蓄还到10元——那时大城市里50公斤大米15元，一件女式羊毛衫24元！是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才使得农民人均储蓄在1986年破了百元大关，到1997年，占总人口68％的乡村人口人均储蓄又破了千元大关， 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应该超过了四千元（2006年是3908元）——不过也就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单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即使2007年中国农民人均储蓄按4500元计算，7.275亿乡村人口（2007年）的储蓄总额也不过是3.27万亿，仅占2007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7.25万亿的19％，而中国农民人数要占2007年总人口的55％！鉴于这样的国情，十多亿中国底层社会成员想过上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就非易事，“民富”就非易事；但民若不富、特别是绝大部分农民若不富，“国强”的意义又何在？
“M型社会”是富贵症，与中国无关！而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只能出现在大部分人都从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中国而言，在很长时间内将可望不可及。对此我们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少发虚幻的梦呓。特别要认识到，美国在尚未步入“知识产业经济”的1980年代前，也并不是“橄榄型”社会！到1969年，美国年收入七千美元以下的家庭占比32.3％，七千～1万美元家庭占比21.7％，1万～1.5万美元家庭占比26.7％，1.5万美元以上家庭占比19.2％，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14.7％！——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还是一个宝塔型社会！所以，在中国今后几十年中，我们努力建设的只能是一个底部收得小些的宝塔型社会，而不是其他。但只要这点做到了，就是中国了不起的进步！
告别“图钉型社会”，脚踏实地向“小底部宝塔型社会”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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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不论上文数据是否绝对可靠,国家统计工作就应这样力图全面客观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
4 天 后
-----------十句"歇后语"自嘲----------
半年来,"搬块豆腐垫脚"(白费力气）、“冰河上架屋”（白搭）、“岸上捞月”（白费功夫）、“吹气入竹笼”（徒劳无功）、“把肥料浇到莠草上”（劳而无功），看来是，“炒韭菜放葱”（多此一举）、“撑阳伞戴凉帽”（多从一举），结果是，“白笔写白墙”（原样），自己是，“被人赶到墙根下”（走投无路），只落得，“百里草原一人家”（孤孤单单）。
半年来,"搬块豆腐垫脚"(白费力气）、“冰河上架屋”（白搭）、“岸上捞月”（白费功夫）、“吹气入竹笼”（徒劳无功）、“把肥料浇到莠草上”（劳而无功），看来是，“炒韭菜放葱”（多此一举）、“撑阳伞戴凉帽”（多从一举），结果是，“白笔写白墙”（原样），自己是，“被人赶到墙根下”（走投无路），只落得，“百里草原一人家”（孤孤单单）。
----------器量太小了----------
昨天,我从凯迪网转来一篇贴子,内容是美国耶鲁大学原校长对中国大学的一些评论,内容并不反动,似乎也很少政治性,读后还是开拓认识的,但在COS论坛居然通不过审核。看来，我们的网站器量太小了，容不得别人的批评。
该文转贴在中国统计论坛我的同名帖子第139楼，该论坛在这方面就很大度。这才是正常的态度。
昨天,我从凯迪网转来一篇贴子,内容是美国耶鲁大学原校长对中国大学的一些评论,内容并不反动,似乎也很少政治性,读后还是开拓认识的,但在COS论坛居然通不过审核。看来，我们的网站器量太小了，容不得别人的批评。
该文转贴在中国统计论坛我的同名帖子第139楼，该论坛在这方面就很大度。这才是正常的态度。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坐不住！
[ 2009/9/20 10:29:00 | By: 心兵法 ]
360
推荐当被称为“逻辑脑”的左脑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的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爱因斯坦的名言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文明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对此，作为一个研究教育与培训的学者，感知美国和日本在脑科学与右脑教育研究与实践上的日益领先，我不能不感到可怕，不能不感到焦灼，不能不感到忧虑，因为如果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曾经是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就必将是21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思想武器。与拿破仑的“想象力统治世界”异曲同工。对此，推行以开发想象力为主的右脑教育是必由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坐不住！
心放
爱因斯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一句话家喻户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本人就是实践这一句话的典范。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头脑里做思想实验发现的，而后才被科学实验证实的。
对于想象力的重要，科学巨匠们有着强烈的共鸣。杨振宁是当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而他同时作为经受过中西方教育浸染、有着“读书教书四十年”经历的学者，他有关教育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对我们跨世纪的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杨振宁认为，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振宁1995年底在成都为《科幻世界》题词：“幻想与梦想不同。”他解释说：“幻想、梦想，常常被人当作胡思乱想，不值一谈。其实，幻想与梦想不同。梦是无序的，无意识的，相当复杂，而幻想是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如果幻想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便更上一个台阶，成为科幻了。科幻，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
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现在对它却不怎么了解。”军队总政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院士们将“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
而中国却是一个想象力缺乏的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学校学生患了想象缺失症。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而我们则一个“统”字了得。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彷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会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公开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他不由地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像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真是活生生的“统一”思维！这怎能不扼杀个性和创造力呢？
当被称为“逻辑脑”的左脑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的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爱因斯坦的名言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文明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对此，作为一个研究教育与培训的学者，感知美国和日本在脑科学与右脑教育研究上的日益领先，我不能不感到可怕，不能不感到焦灼，不能不感到忧虑，因为如果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曾经是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就必将是21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思想武器。与拿破仑的“想象力统治世界”异曲同工。对此，推行以开发想象力为主的右脑教育是必由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环球时报》评价：“爱因斯坦在中国是知名度最高的外国科学家。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的百年诞辰。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积极，早在将近一个月前就敲响纪念的锣鼓，北京召开了有上千位科学家出席的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另外，中国还为爱因斯坦发行一枚纪念邮票。”
而我们迫不及待地呼唤：让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想象教育的花朵开满校园，结出累累的硕果！
参考文献
1、 心放 著《想象力统治世界》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00-202页
2、 2009年9月18日《环球时报》“影响新中国60位外国人”评比揭晓
写于2009年9月20日上午山东乳山市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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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在统计学科的价格指数问题上,可能也有一个想象力的问题吧!
[ 2009/9/20 10:29:00 | By: 心兵法 ]
360
推荐当被称为“逻辑脑”的左脑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的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爱因斯坦的名言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文明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对此，作为一个研究教育与培训的学者，感知美国和日本在脑科学与右脑教育研究与实践上的日益领先，我不能不感到可怕，不能不感到焦灼，不能不感到忧虑，因为如果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曾经是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就必将是21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思想武器。与拿破仑的“想象力统治世界”异曲同工。对此，推行以开发想象力为主的右脑教育是必由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坐不住！
心放
爱因斯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一句话家喻户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爱因斯坦本人就是实践这一句话的典范。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头脑里做思想实验发现的，而后才被科学实验证实的。
对于想象力的重要，科学巨匠们有着强烈的共鸣。杨振宁是当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而他同时作为经受过中西方教育浸染、有着“读书教书四十年”经历的学者，他有关教育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对我们跨世纪的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杨振宁认为，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振宁1995年底在成都为《科幻世界》题词：“幻想与梦想不同。”他解释说：“幻想、梦想，常常被人当作胡思乱想，不值一谈。其实，幻想与梦想不同。梦是无序的，无意识的，相当复杂，而幻想是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如果幻想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便更上一个台阶，成为科幻了。科幻，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
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现在对它却不怎么了解。”军队总政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院士们将“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
而中国却是一个想象力缺乏的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学校学生患了想象缺失症。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而我们则一个“统”字了得。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彷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会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公开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他不由地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像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真是活生生的“统一”思维！这怎能不扼杀个性和创造力呢？
当被称为“逻辑脑”的左脑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的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爱因斯坦的名言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人类文明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对此，作为一个研究教育与培训的学者，感知美国和日本在脑科学与右脑教育研究上的日益领先，我不能不感到可怕，不能不感到焦灼，不能不感到忧虑，因为如果说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曾经是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思想武器的话，那么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就必将是21世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思想武器。与拿破仑的“想象力统治世界”异曲同工。对此，推行以开发想象力为主的右脑教育是必由之路，我们别无选择！
《环球时报》评价：“爱因斯坦在中国是知名度最高的外国科学家。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的百年诞辰。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积极，早在将近一个月前就敲响纪念的锣鼓，北京召开了有上千位科学家出席的庆祝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另外，中国还为爱因斯坦发行一枚纪念邮票。”
而我们迫不及待地呼唤：让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想象教育的花朵开满校园，结出累累的硕果！
参考文献
1、 心放 著《想象力统治世界》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200-202页
2、 2009年9月18日《环球时报》“影响新中国60位外国人”评比揭晓
写于2009年9月20日上午山东乳山市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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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元按语:在统计学科的价格指数问题上,可能也有一个想象力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