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审美传统,科举考核制度等因素确实不利于“纯科学”的发生。不过我也不认同现在科学史研究领域一些人人为地将科学和技术截然分开,然后认为我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法。从技术应用来说,我国古代积累了大量“用”的学问,忽略这些成就是不公平的。

不能说演绎法是科学而归纳法就不是科学,也不能说理性主义是科学而经验主义就不是科学。

您的这个反驳显然是偏的。因为演绎法虽然是科学的基础,但是我想做科学史研究的人很少会说演绎法是科学;也少有人认为归纳法不是科学,因为科学革命的早期发展一般被认为是从培根提倡归纳法开始的。演绎法不产生新的知识,只是在大前提下的一系列命题等价转换,这在柏拉图的认知回忆说里体现得比较明显;到了亚里斯多德的发展了形式逻辑后,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在西方历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在经院神学里,严格的推理被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科学发展的加速是从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从重视经验主义开始的(培根本人是经验主义的代表)。我想,认为“理性主义是科学而经验主义就不是科学”的人是犯了一个基本常识错误,您对此的驳斥似乎有些有些像竖了个无力的稻草人,再认真地一剑刺倒。

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演绎法,比如惠子十事对定义和推理的重视是明显的。古人的写作也常有从定义开始,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不过这些文章的推理大多是不严密的,中间往往跳步极大,得出了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漏洞百出的结论(例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怎么来的?伽莫夫说某地原始部落的人数数,一数到三就头晕,说很多很多,似乎有点“三生万物”的意思:)。我想,我们古代是有演绎的思考方式的,但是人们更为重视的是文章的结构和气势,而不是推理的严密,这是件比较遗憾的事情。

介绍中国古代的统计思想从“李约瑟之问”和科学发展说起,有点看不懂,因为统计似乎不是科学发生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就宣传中国古代的统计思维而言,我觉得您给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够强。

    3 年 后

    Liechi

    介绍中国古代的统计思想从“李约瑟之问”和科学发展说起,有点看不懂,因为统计似乎不是科学发生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就宣传中国古代的统计思维而言,我觉得您给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够强。

    作者通篇讲的是“统计思维”,而不是“统计思想”,思维和思想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你还记得“统计似乎不是科学发生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这一句里当时想问的是统计思维还是统计思想吗?不论你问的是哪一种,我想说,科学的发生总是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发生的,本来也不会有什么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因为本来也不能说是先有思维或思想还是先发生了科学。

    个人理解作者的本意也不是想要宣传中国古代的统计思维,而是说虽然三次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人们可能对此有些文化不自信,但是统计思维从古代就已经存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如作者写的下面这段话。

    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理解统计思维似乎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无论是上古伏羲观天法地的归纳精神,或者神农尝百草的试验精神,还是后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观过知仁的结果导向、未战而庙算的预测习惯,都是深合统计之道的。

    当然啦,我是在2021年12月20日看到了你在2019年5月21日的留言,这个时间差里,我已经对你的文字有了很多了解,所以我个人认为你更重视推理的严密,理解不了演绎,才会有这句:

    因为演绎法虽然是科学的基础,但是我想做科学史研究的人很少会说演绎法是科学。

      yuanfan
      忘了这篇文章说啥了,等过段时间忙完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