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势低人微，无语无言

基于统计的认识，现在引一网址，以承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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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扫描”下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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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邹承鲁先生的未了心愿

科学时报 11月30日     作者：熊卫民

   因为知道我对邹承鲁先生作过多次推心置腹的访谈，手中还握有不少经他亲自审核改定的文稿，在邹先生去世后的次日，就有人问我：“邹先生可有什么遗愿？”

   我觉得不适合由自己来回答这么沉重的问题。虽然潜心研究他四年，可以说与他相知很深，但邹先生离开人世的时候，毕竟我没能守在身边。但如果谈到他晚年的牵挂、未了的心愿，我还是可以站出来说一些话。

   我想，在最后的日子里，邹先生想得较多的应当不会是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虽然科学研究是他的快乐之源和毕生的兴趣，他也因此而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获得了包括两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但在两三年前他就跟我谈过，如果一个学术思想足够好，自然会有后人来继承，在一线科研方面他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也应当不是如何使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从改革开放起到上个世纪末，他就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我国的专业学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反对限制出国留学；倡导我国科学家尽量把优秀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其中每一项都很有影响。应当说，他做得相当成功，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确实已经成功地使中国科学家走向了国际舞台，到那儿去接受摔打。虽然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还未完全显露，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就我对邹先生的了解来看，如果说这位很少想到自己、一心渴望我国科学健康发展的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有什么牵挂的，那么一定是两个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和科研效率问题。

   学术腐败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邹承鲁就敏锐地注意到了科学界的一些不端行为，并冒着威胁、顶着压力对一些违规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又两次领衔在社会上发起了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讨论。进入21世纪之后，他更是每年都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提醒公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截了当地去谴责那些违规者。他批评某些科研工作者的自我炒作行为，却无意中使自己也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

   但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有他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多次在媒体上大声疾呼，我国的学术腐败问题仍愈演愈烈。不少违规者不但没遭查处，反而被提职或获得更多的经费，而一些以科学为幌子的商业骗局在被揭穿后照旧风靡全国。认识到那些腐败事件会败坏学术诚信风气，从而对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产生倾覆性的影响，他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时还流露出明显的失落感。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已经十分羸弱的他还在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还在《民主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一文。

   科研效率问题

   如何提高我国的科研效率是晚年邹承鲁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2004年11月，他和饶毅、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些年，出于对我国的科研效率太低、极少产出基于创新学术思想的突破性成果的忧虑，他就已经写过《拯救基础研究，引入竞争机制》、《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效率》、《重视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切盼杨振宁的预言能够实现》、《科学与技术不能合二为一》等与提高科研效率有关的文章。而自2004年12月他们的倡议受到强烈反弹，他本人亦遭到“劳克伟”(老科委)们的暗箭中伤之后，他更加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在《民主与科学》、《新京报》等杂志、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访谈。临去世之前，他还在构思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署名文章，可惜的是，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完成。

   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

   那么，该如何去解决科研效率低下、学术腐败流行的问题，或者以邹承鲁的话来说，该如何去治疗“人治加上科学腐败”这两大中国科学发展的“致命伤”呢？他本人对此有哪些尚未充分发表出来的思考？

   解决问题首先得明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公众、政府官员、媒体从业人员、企业家的科学素养普遍较低，很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学识、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足，一些科学家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少数科学工作者道德素养低下，等等，都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但邹先生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体制鼓励什么，就会发生什么；适合什么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什么现象。旧有的由行政领导垄断绝大部分资源的计划体制或者说官营体制是导致这两个紧密相连“致命伤”的根源。

   如果领导科学的官员目光不够远大，中国的基础研究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不够，中国就会有很多弱智的骗局(譬如“水变油”、“永动机”、“特异功能”、“核酸营养”等)流行并得到支持。他们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在自己的任期内立竿见影地取得重大突破，就会有很多学历不低但科学素质不高，也没有实在贡献的人整天围绕着他们转，吹嘘自己如何有能耐、有成就，以谋求获得他们的青睐和资助。他们好面子，于是得到过他们支持的那些人即使后来未能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遭到了他人的揭露，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由真正搞科学、懂科学的人来管科学”，变官营体制为竞争优胜体制，使一般行政管理人员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而让科学家成为科学界的主人。

   邹先生认为，政治和科学应当分离。政治领导人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但不宜随便批条子，替科学共同体决定该向哪个具体的项目投钱、该支持哪一个具体的科学家、该登谁的论文，以及哪一类研究不该做、哪一些人不该批评、哪一些争鸣性的学术论文不该出版，等等。那些具体的科学问题应当由科学共同体来自行决定。

   学术腐败之所以难治，主要在于有行政领导去捂盖子。如果教育部反对学术腐败的指导思想——“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真能落到实处，每一个被发现的违规者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就没什么人敢违规了。邹先生相信，只要足够的公开化、透明化，学术界完全可以自己清污。

   邹先生的这个思想是一贯的。事实上，早在1957年的时候，上海的《文汇报》就已经报道过他类似的提法：“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在发言中提出要求科学家治院，他指出科学院发生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实行科学家治院的原则……”

   但愿我们能尽快解决好上述两个问题，使我国的科学能够健康地发展。那将是对邹承鲁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大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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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邹承鲁——白日不照吾精诚

科学时报 11月30日     作者：易蓉蓉

   11月23日，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甲11号，李四光纪念馆，那个静谧的院子，那尊昂头静卧的金牛，那一排排古朴的书橱，墙上那一幅幅微笑或沉思的照片，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盼回它的主人——邹承鲁。

   他就这样走了，扔下他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扔下他的与科学腐败作斗争的事业，扔下他的亲人和学生……

   与时间赛跑

   直到10月份，最后一次发病前，83岁、常年患糖尿病、摔伤后腿脚不便的邹承鲁还照常拄着拐杖上班，只有周末才在家休息。“夏天，他上午去单位，查资料、找东西都比较方便，冬天太冷就下午去。”今年8月17日，《科学时报》记者在李四光纪念馆中采访了邹宗平——邹承鲁和李林的独生女儿。邹宗平说近两年父亲身体屡遭挫折——2003年查出淋巴癌；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倒在地上；2005年在家里不小心摔断了腿；2006年6月病发住院；10月由于淋巴肿瘤压迫心脏的主动脉和主静脉，医生建议他做化疗——但他一直都很坚强勇敢。

   6月7日，《科学时报》记者曾去北大医院采访邹承鲁。推门进去，邹承鲁正在笔记本电脑上阅读女儿拷过来的最新网络文章。当时正值两院院士大会召开，他极其关心院士大会的情况，但因为医生不让出院而没能出席。他很苦恼医院不能上网，急切盼望出院。

   “先生经常是口述把想法录在一个小录音机上，我来整理，然后他再修改，最后投出去。《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研究生培养问题》等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他走的前几天，还琢磨着写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可惜没能写成。”秘书刘江红在邹承鲁先生身边工作已经有13年，说话时眼圈通红。

   邹承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说：“邹先生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太用功了。他一直持续追踪科学前沿，特别是生化领域的进展。每周四《自然》杂志上网和每周五《科学》杂志上网，他都要下载下来看。不久前，他还在说'这两期的Nature我还没看呢’。我特别惭愧，我这样一个健康的、还在研究一线工作的人都没像他这样坚持追踪前沿。”

   “爸爸老是没时间，几乎很少锻炼，只是医生交代他要多走动，他才坚持走几圈，偶尔打打太极拳，但生活很有规律。”邹宗平说，“我们家亲戚极多，但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少跟他们来往。有时候，有人找他开一些不重要的会，他就让我们替他推掉，因为他愿意把时间用在思考科学问题、做科学研究上。”

   “以前，先生刚到上海生化所那几年，周末常应邀和几个同事一起打桥牌，一边谈谈学术问题。后来感觉太浪费时间了，就很少打了。”邹承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根俊说。

   邹承鲁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从1951年回国到“文革”结束的25年中，能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半。

   凭兴趣做研究，不要老想着得奖

   在外人看来是枯燥的实验、艰苦的思考，在邹承鲁看来都是兴趣盎然的事儿。他认为兴趣是第一位的，有了兴趣才会努力干，持之以恒。

   由邹承鲁、梁栋材和杨福愉三位院士创建的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连续三次被评为A类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实验室首任主任的邹承鲁始终强调，这里是做科学研究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不论是诺贝尔科学奖还是其他的科研奖励，都是社会对科研成果的肯定，获奖不能成为科学家的科研目的。一味追求奖励只会使一些科学家变得浮躁，追求经济利益，大做表面文章而忘记科研工作的本来目的”。

   “如果一个人做科学研究工作老想得诺贝尔奖，我想他永远得不到。科学家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做好。为了名利一定是做不好科学的。如果你真是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也许有一天真能有大的发现。”

   “你们做好了工作就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许根俊、王志珍、王志新、王恩多，这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邹承鲁的学生。但邹承鲁认为在教授学生、与学生共同工作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学习很多。他的一篇谈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文章就叫《与学生共同工作半个世纪》。

   “他对学生很严格，喜欢追根问底，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他就接着追问你为什么，让你去思考，直到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有一次，一名学生准备发表一篇论文，论文中涉及的数据比书上列出的数据高出了1倍，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可在论文发表前，邹先生突然发现问题：数据之所以高出1倍，是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邹先生首先批评了自己。”许根俊说，邹承鲁喜欢临睡前读一段书，以帮助入睡，“邹先生喜欢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文侦探小说，觉得这种小说能训练思维，也把它们推荐给我们，不仅有助于提高英文水平，也能促使我们思维更严谨，特别是当一切证据都指向某个结论时，一定要谨慎，不但侦破案件应该如此，做科学研究更应该如此”。

   “他对学生的指导非常具体——我在他北京的实验室做过几次实验，在他的指导下，一次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他自己能力很强，也要求学生一丝不苟。他在写了《我的科学之路》一书后，就寄给我一本，告诉我怎么做科研、怎样写论文，很具体。每次我问他过生日希望收到什么礼物，他总是说你们做好了工作就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王恩多说自己每次做了出色的工作，都要向邹先生汇报，邹先生也会发电子邮件祝贺她。

   学生范映辛在《悼念我的老师邹承鲁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先生对我们在学业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实验设计、操作、记录到数据的整理解释、论文写作都亲自指导，一丝不苟。先生在实验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体系，使每个学生都能受到全面训练。”

   “先生一直对我们说，不要到处去开会、拿课题经费去'公费旅游’，要做出好的工作让别人来邀请你作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开会也要有选择性，否则浪费时间、浪费钱。先生告诫我们，成果是做出来的，不要去拉关系走后门。”王志珍说。

   邹承鲁用自己获得的奖励向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捐赠设立了“邹承鲁基金”，奖励每年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鼓励科研人员做出有意义的工作。

   与科学腐败的一次次战役

   “您不仅思索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您关心整个科学界的发展，特别是科学道德、科学伦理问题，而且经常是直言不讳。”6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看望邹承鲁时说的这段话，是对邹承鲁与科学腐败斗争的肯定。

   1981年10月5日，邹承鲁与张致一、洪朝生、郭慕孙4位院士联名在《科学报》(《科学时报》前身)上发表题为《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的文章，是邹承鲁第一次站出来谈科学腐败问题。那时，他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不久。那次持续一年的讨论是建国以来科技界第一次自发探讨自身的建设问题。

   1993年，邹承鲁等14位院士呼吁尽快制定《科学道德规范法规》。

   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反对科学腐败的主张，邹承鲁20多年来为此呕心沥血。2003年，邹承鲁出版了《维护科学尊严，探索科学真理》一书，书中收录了他20多年所写的杂文，大部分都是为我国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抨击各种科学腐败现象的言辞。

   为了让中国的科学事业能够更加健康地发展，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邹承鲁把伪造学历、抹煞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和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同时归入科学界七种违规行为，称为背离科学道德的“七宗罪”。

   核酸风波、“基因皇后”的炒作以及人体器官克隆等，邹承鲁一次次与科学腐败作斗争。他常常引用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科学上的评价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成功不能一蹴而就。

   “我不想接受那么多采访，但出于科学家的责任，你们媒体给我这个机会，宣传一些我的见解、我的主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我一个人的力量，绝对很难扭转这种风气。况且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都不说，事情就会更糟。”邹承鲁在生命后期，不能再做一线的研究工作，就开始花些时间接受媒体采访、去论坛作报告和写文章在媒体上发表，“我想让后人知道还曾有人说过话，作过努力。就像马寅初先生一样——当然我比不上他，只是想让后人觉得这个还是有用的”。

   把对亲人和学生深深的爱埋在心中

   邹承鲁和李林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但半个多世纪来相濡以沫。“以前，他们总是在一间房间看书，两个书桌，两盏台灯，各干各的，看累了就看看对方。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写出来的。”邹宗平说这个画面很温馨。

   李林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独生女儿、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对我国原子能科学和高温超导研究都有重要贡献。2002年，李林逝世后，骨灰埋在了她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院子里的一棵树下。邹承鲁生前也希望自己能伴随一棵绿树，永远留在他工作了一生的上海生物化学所和北京生物物理所。

   “爸爸爱好很广泛，特别喜欢古典文学，还爱好欣赏古典音乐。以前我们家有好多唱片，后来变成了CD，他经常放。我大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跑过去跟他说，不要放这些杂音，那时候他非常不喜欢听。后来，听着听着他也跟着爷爷变成了古典音乐迷。”邹宗平回忆说。

   邹承鲁非常喜爱两个孙子，家中、办公室里摆满了他们不同成长时期的照片。“爸爸嘴上从来不说，但我知道，他把爱埋在心中。”

   “11月初，我从上海到北京看他，那时候他在住院，还没有化疗。我不善于谈家常，就跟先生说，我陪你坐坐。后来，他小便失禁，平平说请我们出来，先生说不要紧，都是老学生。以前，先生不大把这些东西流露出来。可是他很清楚，见一次少一次。”许根俊说。

   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也表示把对邹承鲁先生深深的热爱埋在心中，把他没有做完的事做下去、做好。王志珍说：“他永远在我们心中，他仍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做好了，他向我们微笑。”

   “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但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会永记史册，他树立的科学典范和高尚情操会永远激励后学，代代相传。”范映辛以一幅挽联寄托对先生的崇敬和悼念：

   献身科学半世纪，累累硕果，大师风范为楷模；

   痛恨腐败七宗罪，铮铮直言，赤子忠心照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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