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转贴一点相关的资料,如果大家再网上搜索,可以看到很多评论和引用情况,
省去我很多介绍口舌。
1、《中华读书报》的评论
(来自: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00802/200008020014.html)
偶然是如何被驯服的?——读哈金《驯服偶然》
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似乎总是一种时间的观念。不论在英语还是在汉语中,均是这样。然而,仔细探究一下,又不尽然。“现代化”一词在英文里是modernization。这个词的词根为拉丁语的modus,意为“模子”、“模型”、“型范”,所以说“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应为一种空间的观念,即所谓 "模型化的过程”。那么是现代化的模子是个什么样的模子呢?我们说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按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模型”,按“工厂”的模型安排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请君入瓮”,“瓮”就是一个有形的“模子”,而“现代化”这个“模子”却是无形的,但每个人却都要服从其“边界条件”。如果一定按时间的观念来理解现代化,我们也只能说这个模子只是晚近才形成的。
西方的现代化具体始于何年何月,已不可考。但从“现代”(modern)一词问世的1585年算起,大致不会出大的问题。这个年代基本也就是始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年代。后来经过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阶段来到后现代——后现代一词始见于1949年——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经过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结束了。西方社会目前处于一种“后现代状况”。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这个 "模子”使得西方人“就范”的奥秘何在?这便是加拿大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哈金(Ian Hacking)的《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一书所讲的就是关于令西方人“就范”的“模子”的故事。该书英文版于1990年问世,1999年被美国《当代文库》丛书编委会评选为“本世纪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一百部非小说类作品之一”,在国外学术界影响很大。哈金教授生于1936年,1956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1958年又获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道德科学系学士学位;1962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和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教授。哈金长期从事统计思想史的研究,《驯服偶然》一书便是他花费十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
事实上,哈金所持的思维方式或推理风格是晚近才有的,确切地说,“仅仅是1660年前后才问世的,而且直到19世纪之前,统计的思想并没有大的跃进”。那么,19世纪后西方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哈金看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概率性革命”(probabilistic revolution)。凡是标以“革命”的事件,总是伴有剧烈的活动,而这场概率性革命的显著特征便是西方社会出现了印刷数目字的“雪崩”,最终导致数千年决定论的观念遭受“侵蚀”,当然,这种“侵蚀”又是分“岩层”的。这便是哈金所借用的三个地质学术语表达的隐喻。决定论遭受侵蚀的结果便是社会逐渐“成为统计学意义下的了。一批类似自然定律但只与人有关的新形式的定律问世了。”
科学技术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使自然对象化;另一方面则使社会对象化。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下大力气使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成果在社会领域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取得了成功。制度上的创设一方面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如哈金教授所言:“对人和世界的支配不是更少了,而是控制更强了,原因是一种新的定律粉墨登场了。这便是我所谓的偶然被驯服的原因所在。”
所谓对偶然的驯服,是指在自然和社会定律的支配下,偶然或不规则的事件显然已经得到了控制。世界不是越来越成为偶然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们不禁要问,这类与人有关的新定律意义何在?这些根据概率论表述的新定律的内涵为“正常”和“偏离正常”的状态。人既然可以根据这两种状态来表示,那么人性这个说不清楚的概念,便逐渐被“正常人”的概念取而代之,大家不再讨论启蒙时代所遗留下的人性的问题了。这类有关社会和人的定律涉及偶然。偶然虽然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意义的,却是不容改变的,甚至是自调节的。同这些定律的集中趋势保持一致者就是正常人,而处于两端者(离中趋势)则是病理学意义的人。多数人都试图使自己成为正常人,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何为正常的问题。在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中,非决定论的色彩越浓,控制力也就越大。这便是本书的思想核心所在。
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可人是不能像兽那样活着的,人还有他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那么,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属性又是通过什么体现出来的呢?在哈金看来,是通过统计数字。统计使一个崭新的人问世了,其本质是由1000个数字编织而成的:“……统计研究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它负责这个人的出生、洗礼、接种、中小学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成功、他的勤逸、离校,以及随后而来的高等教育和发展;而且在他长大成人之后,还负责他的体格以及从戎的能力。统计学伴随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它记录了这个人所选择的职业,在什么地方成家以及治家等;如果他从年轻时便为老年储存了丰富的资源;他何时、在多大年龄结婚以及他娶了什么人为妻——不论事情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不好一边滑落,统计学都将照料着他。如果他经历过沉船、遭受过物质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毁灭,统计学也照样记录。统计学只有当这个人死去之后才离开他——在他死后还要确认他去世的准确年龄并记录下他的死因。”这便是“卷宗社会”(dossier society)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利用人们日常生活所留下的各种数据,便可以掌握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下落、社会关系等等。因而,每个国家也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这类关于人的系统数据采集不仅影响到对一个社会的构想方式,也极其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选择,从择业行为到思维方式。
几千年来的决定论思想何以遭受侵蚀?在哈金看来,是由于19世纪末雪崩般的统计数字。人的多种行为,尤其是异常行为,如自杀、犯罪、游民、癫狂、卖淫、疾病之类,被列入官方的统计研究的范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现象年复一年似乎具有惊人的规律。有关社会的统计定律便是从这种关于人的异常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的。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平均值和离中趋势的数据所形成的正常人的思想,开始实施若干社会工程,以便“改造不合需求的社会阶层”。正如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于一百年前所说,概率定律的首要目的便是“在最具野性的混乱之中以宁静和完全平淡的方式实施帝王式的统治。”由此可见,决定论遭受侵蚀并不是无序和无知的肇始,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我们将看到,西方对社会的改造源于一种理念,即人们通过点查和分类可以改善(控制)有异常行为的亚人口群体。
道理似乎人人都懂,关键还要看故事是否精彩。哈金讲故事的方法也不同于以往的我们熟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旧套路。他用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讲法,以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阐述其哲学思想。走进作者的世界,就好比进入一座博物馆,每一章便是由各种数字事实布置起来的展厅,沿着博物馆的长廊走下去,两厢的展厅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发生的那场持久的、全方位的概率性革命。其中“一个领域是有关物理学非决定论的;另一个领域则是为社会控制的目的所开发的统计信息。”这场革命绝非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甚至不易为世人察觉。主导这场革命的也不是什么大思想家,而是那些务实的官员和学者。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西方社会呈现出今天这幅图景。
然而,“偶然”真被“驯服”了吗?果真如此,自由意志又当何如?这个问题哈金的回答非常巧妙。 所谓“驯服”是统计学意义下的,作为个体,正如他所引用的马拉美的诗:“孤注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不论当骰子是在永恒的环境下掷出的——这可以使我们静观宇宙的星群,或者是在完全个人偏好的环境下掷出的——这可以将我们个人的命运封紧,“偶然均涌入我们感官的每一条通道。”
中华读书报
2。 当当网的提要和目录
驯服偶然
作者:[加]哈金 著,刘钢 译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1-1 ISBN:内容提要
20世纪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宇宙是概率性的,因而偶然便是实在的。统计定律反映出宇宙的本质,虽然有的事物有其固有的不可预测的一面,但是统计规律的实在性最终被认为是理性的。本书则通过曲折复杂的历史佚事反映出统计规律是何以登堂入室的。内容的丰富使作者的哲学思想难于把握,但正是奋争在这扑朔迷离之中才是值得一试的。
本书从大尺度上描绘了观念转变的过程,弥补了科学社会学中案例研究和标准形式的识知研究的不足。有些论证值得商榷,尤其是哈金描述的“革命”,在我看来,就从未在他所认为的意义下发生过。但是哈金的思想过于复杂,很难被这些反驳意见所驳倒。关于涂尔干和高尔顿的写作上,对很难说清的方面把握恰到好处,论证雄辩,这正是本书闪光之处。
作者简介
哈金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与科技史研究所教授。1962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哈金长期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著述影响甚大,并被广泛引用。1975年出版的《概率的突现》,成为学术畅销书。《驯服偶然》同样获得巨大成功,问世不久便被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写成的最佳作品”之一。
编辑推荐
20世纪100部英语写成的最佳作品之一!
目录
致谢
译者前言
1 大思路
2 必然性信条
3 公开的业余人士 秘密的行政官僚
4 官僚机构
5 理性的开明专制
6 疾病的量
7 科学的丰产区
8 自杀是一种癫狂
9 立法哲学的实验基础
10 无认证、无细节、无对照、无价值的事实
11 由什么样的多数来决定?
12 大数定律
13 士兵的胸围
14 社会制造了罪恶
15 天文学的社会构想
16 矿物学的社会构想
17 最古老的贵胄
18 卡西尔的论点
19 正常状态
20 像宇宙力那样实在
21 统计定律的自主性
22 普鲁士统计学的一段经历
23 偶然的宇宙
索引
译名对照表
3。这又是一篇涉及哈金的书的评论文章
(来自:
http://www.mindmeters.com/old/book/2004221232448.htm)
超越知识之镜
吴拓邦=文 2004年2月21日23:24
穿越固有知识藩篱的体验是什么?《植物的欲望》里的一句话可以提供答案:当你合上书时,外面的事情(以及里面的事情)会看起来有所不同了。
今天的世界,再也没有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那样的通才。当年轻人尚未踏进大学的门槛,他们就得在志愿表上把自己分配到文科或理科的盒子里,如同掷骰子一般把身体抛向未知的将来。轮到毕业之时,已被数年间累积的书本压缩视野的青年,又面对蜂巢般的就业市场,把自己推销到某行业某公司的某职位上。以记者职业为例,你可以选择社会新闻、财经报道,还可以钻进娱乐版面。知识和文化的分裂已无可挽回,一个网络社区的成长历程就能呈现这一趋势:水木清华BBS最初才几十个版面,如今已有357个板,光是计算机就有50来个板。《圣经》说诺亚的后代要在巴别城建通天塔,上帝发怒了,让造塔人各说各的语言,无法沟通。我们今天也置身于这样的巴别塔中,政府公务员搞不清汤姆·彼得斯是何许人,IT精英也无须懂得王国维的诗歌三境界。
如果把所有知识普及都称作“科普”,那么“科普”就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启蒙,而是翻越学科之墙的楼梯,打通学科隔膜的通道。大前沿一说,Google是最好的图书馆。按这种说法,只有高超的作者才知道如何选择关键的搜索词,用智慧之针,从庞杂的历史和观念中编织出美妙的图画。
《驯服偶然》的作者伊恩·哈金显然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该书将文史哲和数理化融于一炉,问世不久便被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书写的最佳作品”之一。这并非一部为了炫耀学识的著作,哈金带领我们穿越19世纪的欧洲大陆,展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大脑如何将自然科学的思维工具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哈金的聚光灯落在了社会统计以及由此生发的概率理论,乃至“偶然”给哲学图景带来的变化上。这番知识考古学之旅的结论是,物理学家抛弃决定论,社会科学家则看到了偶然的价值所在。
19世纪的迪斯雷里也许说过这样的话,世上有三种哄人的玩意儿: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在拿破仑之后的和平时期,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统计机构,开始收集并出版涉及许多生活方式的数据。除了出生、死亡和婚姻,疾病和自杀数据也进入数据狂热者的视野。随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够进行“数目字管理”,“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等名词开始出现。一些数据狂热者开始在不同数据之间寻找关联,并发现了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在可靠性方面是否可以和物理学、天文学定律匹敌,这是哈金关注的焦点。
必须承认,读哈金的书得下苦功,但收获也是同比例的丰厚。在19世纪的欧洲思想者那里,原子、化合物、动植物、心理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知识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哈金的笔触描绘的是那个时代的思维图景。所有的智者根本没有局限在人文社科或科学的门槛内,而是自由穿越各种知识边界。比如决定论的经典表述出自拉普拉斯,他就将概率论应用于司法问题,使得司法统计学具有了应用价值。而其门生泊松却用统计推理将其结论推翻。通过《驯服偶然》,我们看到的法国大革命,就不仅仅是政治派别的纷争,还有陪审团制度如何在概率推理的讨论中不断演化。
科学和人文的分野,其实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顽疾。这种分割,已经嵌入社会的骨髓。40多年前,斯诺曾在《两种文化》中忧虑地指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相互之间甚至攻击谩骂。
双方的心理对阵在西方和当今中国呈现不同的态势。理论物理学家盖尔曼曾如此形容西方人文学者对科学家的心理优势:“艺术人文领域,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科学技术或数学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偶尔会遇到一个不知道莎士比亚的科学家,但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莎士比亚为荣的科学家。”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用北大教授吴国盛的话说:“不幸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里有人,甚至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有人以几乎不懂文史哲艺为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几乎不会遇到一个不知道爱因斯坦的人文学者,而且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爱因斯坦为荣的人文学者。” 他还记得,“在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个个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着迷,而90年代的霍金热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知识分子炒起来的。”
斯诺曾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第三种文化——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逐渐缩小,关系变得融洽。而美国书商布罗克曼则为这个词赋予了新意。在他那里,“第三种”文化是科学写作者直接与一般公众交流。这可不是简单的科普,而是一些颇具野心的著述。这些科学思想家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写作,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深邃问题。在布罗克曼看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已日趋保守,他们用自己的一套术语在自己的领域里绕圈子,日渐膨胀的注释条目越拉越长,直到真实的世界无处可寻。
布罗克曼有资格从事这样的工作,他网罗了英语世界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比如进化论的科普作家古尔德和道金斯、物理学家彭罗斯和盖尔曼等等。这些人都是科学前沿极具活力的探索者,思想新锐,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布罗克曼所说的“第三种文化”。《第三种文化》一书即是由诸多科学思想家的采访录编辑而成的,可以说是对这些人做了一次整体包装。
本年度另一本让人大开眼界的书叫做《植物的欲望》,书名已有颠覆人们固有观念的意味。英文语法教人们把世界分为主动的主体和被动的客体,但在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进化中,每一个主体都是客体,而每一个客体同样也是主体。当狂妄的人以为自己在驯服自然、选择物种时,该书作者却看到,苹果、郁金香、大麻和马铃薯分别诱惑和限定了我们关于甜、美、醉和控制的定义。如果从植物的角度观看人类文明,那么农业就是草本植物利用人类战胜树林的一种方式。由于采取植物的视角,人类的学科分类也就土崩瓦解了。作者以四种植物为线索,把人类和它们的关系编织成精巧的历史。其实作者发明了一门新学问——欲望植物学,这也正是该书英文名的直译。
穿越固有知识藩篱的体验是什么?《植物的欲望》里的一句话可以提供答案:当你合上书时,外面的事情(以及里面的事情)会看起来有所不同了。
4。译者前言
《驯服偶然》译者前言
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翻译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在翻检文献过程中,见到李约瑟对黄仁宇先生关于“明代的漕运”这个专题研究的评价,李公说黄先生的研究是一切围着数字转。而眼下加拿大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哈金的这本书便是一部关于数字的书。
黄仁宇先生曾颇有感慨地谈到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是“间架性的设计”,即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这种“间架性的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的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第12?5页)换句话说,在黄先生看来,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地得到链接。
实际上,西方诸国在进入现代的过程中,并非一开始就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这其中也有很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即名与实的链接过程,则构成本书的主要故事。中世纪晚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宗教改革的胜利、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西欧诸国也开始在数字上治理国家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肇始于意大利半岛的各城邦国家,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等,随着这些城邦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实体,那些雄心勃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便企图创造一种整体的民族性。这些观念的传播无疑对北方诸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彻底意识到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以其统计学为特征的是德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科学技术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使自然对象化;另一方面则使社会对象化。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打出了民主的旗号,对于他们而言,民主绝不是什么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社会治理的方式。因而,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便是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观念。他们下大力气使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成果在社会领域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取得了成功。制度上的的创设一方面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如哈金教授所言:“对人和世界的支配不是更少了,而是控制更强了,原因是一种新的定律粉墨登场了。这便是我所谓的偶然被驯服的原因所在。”
所谓对偶然的驯服,是指在自然和社会定律的支配下,偶然或不规则的事件显然已经得到了控制。世界不是越来越成为偶然的,而是大大相反。以往支配人们思想的决定论遭受了侵蚀,偶然的自主定律则得到发展。人性的思想被正常人的模型取而代之。始于十九世纪的这两种转变是同时发生的,而且相互激励。偶然是真实的,它使秩序脱离于混沌。在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中,非决定论的色彩越浓,控制力也就越大。这便是本书的思想核心所在。
几千年来的决定论思想何以遭受侵蚀?在哈金看来,是由于十九世纪末雪崩般的统计数字。人的多种行为,尤其是异常行为,如自杀、犯罪、游民、癫狂、卖淫、疾病之类,被列入官方的统计研究的范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现象年复一年似乎具有惊人的规律。有关社会的统计定律便是从这种关于人的异常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的。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平均值和离中趋势的数据所形成的正常人的思想,开始实施若干社会工程,以便“改造不合需求的社会阶层”。正如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于一百年前所说,概率定律的首要目的便是“在最具野性的混乱之中以宁静和完全平淡的方式实施帝王式的统治。”由此可见,决定论遭受侵蚀并不是无序和无知的肇始,而是恰恰相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我们将看到,西方对社会的改造源于一种理念,即人们通过点查和分类可以改善(控制)有异常行为的亚人口群体。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并非任何数目字都能起这个作用。多数首次认识到的定律般的规律都与异常现象相关:自杀、犯罪、游民、疯狂、卖淫、疾病等。这一事实具有启发意义。现在人们通常说,在决策理论、运筹学、风险分析以及在更广一些但却专业不太强的统计推理领域,信息与控制是中立项。根据这个中立项,可以导出更一般的题目。点查需要分门别类,而出于统计的目的所定义出的新的人群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这种人以群分的方式中表达了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自身的各种可能的潜在性。
走进作者的世界,就好比走进一座博物馆,每一章便是由各种数字事实布置起来的展厅,沿着博物馆的长廊走下去,两厢的展厅向我们呈现出“我们当前的概念组织成为可能的各种条件。一个领域是有关物理学非决定论的;另一个领域则是为社会控制的目的所开发的统计信息。”哈金教授以福柯式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欧洲社会发生的那场持久的、全方位的革命。这便是今天称之为导致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慨率性革命。这场革命绝非象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甚至不易为世人察觉。主导这场革命的也不是什么大思想家,而是那些务实的官员和学者。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西方社会呈现出今天这幅图景。
这本书是作者花费了十年心血写成的。在这本书中,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被融于一炉,向我们展示出哈金教授渊博的学识。早在1975年,哈金教授便出版了《概率的突现》(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一书,成为当时畅销的学术著作。《驯服偶然》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版后不久便被评为本世纪一百部用英语写成的最佳作品。目前哈金教授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史系。他长期以来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统计思想史领域是权威。
本书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著作。译者绠短试汲,在翻译过程中深感力不从心。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在全书翻译过程中始终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帮助,本书责任编辑王丽华同志耐心细致审读译稿,使译文大为增色。没有这些同志的辛勤劳作,本书是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同读者见面的。当然,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仍是我个人的责任。尚望读者不吝赐教为感。
译者
1999年岁末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