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辛亥：摇晃的中国》

读完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感觉像看了一部黑色喜剧。奇怪的是，尽管其中描述的很多历史事件听上去有些荒诞却让人觉得那些确实是真实发生的。辛亥前后真是一段与其说黑暗倒不如说是极端混乱的年代。重读书中的很多片段依然会觉得荒唐可笑，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的“革命”方式——拿竹竿挑下几片房瓦以示革命。书中谈到的主要人物也好，龙套角色也好，在那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鲜活有趣。张鸣先生用“色彩斑斓”四个字形容了那个年代（从这个词我联想到的是乡下臭水沟），非常确切。

　　就像张鸣先生说的，历史就像是一辆行进的列车，偶然的一些事件则扮演了扳车道的角色，把历史导向了另一条车道，上演了另一番剧目。我认同历史是一连串偶然性的结果。已经过去的事也不能重新假设一番以满足一己的遐想，历史是许多方面力量错综交杂的结果，改变一两个条件并不一定向我们设想的方向发展。我也赞同历史有其必然性，从长远来说，社会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在某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可能非常黑暗。每一个时代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刚开始由于其比前一个时代有着某些重要的优越性而取代了前一个时代，但是接着在这个时代又有新的重大问题出现，又被一个相对更优越的时代代替。历史就这样不断发展着。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历史中的必然性应该是主要的，是主体；偶然性为辅，更像插曲吧。

　　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以至于恰恰在1911年10月10日这一天发生。首先是革命党密谋起义，结果被发现。这些革命党逃的逃，被抓的被抓，更要命的是把革命党人名册丢了，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上。瑞澂下令砍了三人并悬头示众，但接下来他老人家不说继续捕杀也不说如何处理关联人等，结果搞得新军里的革命党也好，与革命党有些关系的人也好，人心惶惶，结果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起义了（那时新军实行枪、栓、弹分离，起义的子弹还是训练时偷偷藏下来的），还竟然成功了。据说，湖广总督瑞澂听到起义成功的消息后慌忙挖狗洞逃到外面的军舰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极端混乱。慈禧、光绪相继去世，一些少年亲贵接手满清，他们政治经验不足、只懂得享乐，满清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一派是地方士绅，他们是真正的实力派，他们要求君主立宪以期与那些少年亲贵分享一些权力而不得，反而被不断收权，他们对满清的统治者失望透顶。还有革命党，革命党貌似如洪水猛兽，但是还远称不上是实力派，东敲敲西撞撞。

　　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起义，比如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在那次起义中献身），但是1911年10月10号这一天晚上发生的武昌起义就像是点燃了巨大威力的炸弹。接着革命铺天盖地，不管是做做样子还是确实由革命党掌权了。也不管有几人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反正是星火燎原了，再回到满清的封建统治已是不可能了。武昌起义之后，革命党也好，立宪派的地方士绅也好，都怀着各自的目的光复或革命开了。革命过程中出现了狠多荒诞的革命方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无头的苍蝇，都是弯着腰走路，背则已经贴上天花板）。各省独立的独立，光复的光复，而且要学就学最先进的美国民主制度，纷纷成立各省的咨议局。就全国总的形式来说，依然是地方士绅掌握着大部分的省，革命党并没有占上几座城池。

　　那个时期革命党钟情于搞暗杀了，最常用的暗杀武器就是炸弹，炸弹甚至成了革命党的专属武器。由于枪械购买和运送都有不便，而炸弹完全可以自己搞定，不受地方限制，所以革命党中有很多都是做炸弹的好手，比如章太炎、蔡元培、汪精卫、陈独秀等。即使没有真炸弹，拿个哑弹也能唬人。甚至有个从上海去浙江的哥们儿雇了两个人，每人扛一麻袋，袋子里装硬纸，上写“炸弹”二字，也冒充革命党占了一个县。

　　另外，革命是要钱的。孙先生最能筹钱，在东南亚的华人圈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也大大提高了其在革命党中的威望。革命党虽然革命，推翻满清，但是三民主义只有“民族”搞得响一些，其内部也是一片混乱。

　　革命党的名声并不像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那般好，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声名狼藉，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为了革命真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他们的“得力助手”是会党，也就是黑社会。这些会党毫无纪律性，但是有钱就什么都敢干，当然，没钱跑得比谁都快。其实，当时的会党也好，当兵的也好，有钱则来，无钱则散，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要养家糊口。当然，很多流氓、山大王、骗子（这些人胆子都比较大）都略施薄粉纷纷登台，“各显神通”，其中还真有些能“功成身退”的。当然，其中真正的革命党也是有的，有些甚至就是为了革命准备牺牲自己的，比如汪精卫（字兆铭）刺杀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尽管由于一泡屎给毁了，但是其早期的革命觉悟还是很高的，也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然而，革命党为了革命也是并不会去考虑老百姓的，投炸弹之前也不会管周围有没有无辜的老百姓，他们要“团结”的力量中压根就没有考虑过一般老百姓。

　　辛亥前后这一系列的革命同后来的共产党领导革命是不一样的，那时的农民是不允许革命的，革命党即使发动黑社会也不愿动员农民。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革命起义的主角们—革命党，立宪派的士绅都不希望社会秩序发生大的动荡，可能他们知道把国家最庞大的群体—农民发动起来他们没把握控得住吧。这个时期，农民的权利被作为实力派的地方士绅代表了。立宪派也是由于被满清的少年权贵伤透了心倒向了革命一边，其实分一点权给人家，人家也就安分了。比起什么三民主义、革命之类，那些立宪派倒更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种方式对其利益有好处就靠向谁，反正安全第一嘛。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革命党没有也不敢触动在华外国人的利益，以至于章太炎老先生也在租借的监狱里挨过红头阿三的打。革命党需要这些外国人的支持，他们怕外国人把他们当作义和团，所以也不敢发动广大的农民。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已经经历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农业国家来说，没有农民参与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触及社会中最严重的阶级问题、土地问题等。

　　张鸣先生说，那时所谓的民主是有其形无其实的。民主的前提是自由，而那个时代并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自由，民主也只是实力派和革命党的利益借口。就拿投票来说，投票的依然是实力派的士绅，革命党依然不是决定性力量，老百姓更是不可能参与进去的。所以，张鸣先生说革命党其实对于民主也是叶公好龙，喜欢而学其形式却不知其本质，真正要实行民主的话，他们大概是做不到，也不愿意的。

　　那段历史中不乏一些硬角色：袁世凯、孙文、汪精卫、章太炎、张謇、秋瑾等等。袁世凯是实力派，从小站练兵走上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而且还做了一把皇帝；孙中山先生则是到处筹钱，愁眉苦脸，据说武昌起义时他正在日本，国内联系他，他以为又是向他要钱，索性不理；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卫虽然在刺杀摄政王时被一泡屎给毁了，却得到了南洋富商小姐陈璧君的追求；国学大师章太炎老先生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而对政治却极为热心；晚清状元张謇是江苏的巨绅；鉴湖女侠秋瑾更是创立了近代的军队制度，等等。

　　那段历史时期也有些令人称道的地方，出了一些做学问大师，国粹京剧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可能是各派都在抢着分一点自己的利益而顾不上那些学问上的事，因此那些学问和艺术得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得到蓬勃的发展（想想现今处处受到束缚的中国教育体系，真是不禁惆怅一番）。

　　可能是因为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了，比较遥远了，现在看看并不会与现在紧密关联起来，权当看一部小说吧！总之，尽管是一段混乱不堪的历史，但是细细察看却还是能发现一些有意义且令人乐观的东西，立宪也好，革命也好，军阀混战也好，各方实力派你争我夺，越是混乱，那么离理清的那一天就也越来越近了。历史还终究是要慢慢解决日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但是社会也正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不断向光明前进。